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邪教,腐蚀社会的毒瘤
 

  所属栏目:反邪之窗 加入时间:2007年12月11日 15:33 点击:

邪教,腐蚀社会的毒瘤

无论是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,还是不发达国家,无不面临邪教的挑战。纵观世界各国邪教的发展,我们不难发现——邪教,腐蚀社会的毒瘤。

  邪教是吸收正统宗教的某些成所形成的,不服从正统宗教的,在正统宗教的神职系统之外动作的,在思想上、行动上具有反正统、反社会倾向的极端主义的异端教派。 邪教是一个历史现象,在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,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。当代中国的邪教除了具有一般邪教共有的特征外,还有其自身的特点。当代中国的邪教正以其特有的形式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发展。一、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邪教发展的特征

  1.邪教发展迅速,波及面广

  当代中国邪教大都发展在局部地区,发生在远离都市的偏远农村地区,受害者基本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,尤其是农村妇女。而90年代后,邪教开始向全国发展,向城市偏移,并向海外发展,其受害群体也突破了农民群体,蔓延到从工人到国家干部等各类社会职业群体,从文盲到大学教授、科技工作者等各类文化层次群体。

  2.外来邪教与本土自生邪教并存

  我国邪教主要源自两方面。其一,是外来渗入。这类邪教的发展形式,往往是少数人在境内的传播。其二,是发迹于本土。这类邪教可分为三类:第一类是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大行邪道的邪教。第二类是中国民间秘密教门的再生。第三类是糅合了多种宗教信仰及现代文化外衣的邪教。这是迷惑性最大的一类邪教,“法轮功”就属于这类邪教。

  3.邪教的社会破坏力显著增强

  纵观20年中国邪教发展,可以看出其破坏力步步升级。目前中国的邪教,已经远不是在其初创时期所表现的那样,只有简单的教理和简单的组织形态,只在局部地区产生影响,而是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邪说和严密的组织形态,已经成为有目的、有步骤地在全国乃至在世界造成影响,并最终实现其既定目标的邪教。二、邪教存在的社会基础

  邪教的盛行决非偶然,而是有着深层的社会基础。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与特定的历史时代紧密相连。

  1.多元文化并存与文化失范使邪教有了文化生存空间

  文化多元是社会现代性的标志之一。从总体上看,它有着显著的正功能,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,但在一定条件下,由于社会成员很难对其进行价值判断,因而又容易显示出一定的副功能,出现文化失范现象。改革开放后,我国文化领域巨大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文化由单一转向多元,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,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,主文化、亚文化与反文化,积极文化、消极文化与中性文化等各类文化并存。改革开放前30年的文化,由于有明确的主文化,对什么是提倡的文化,什么是否定的文化,社会成员容易有明确的价值判断。而改革开放后,由于社会主文化的削弱、各类亚文化的复兴以及各类新文化的出现,使社会成员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价值判断的困惑: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何以区分?民俗与迷信何以区分?宗教与迷信何以区分?一方面提倡不要追求物欲,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去消费,彼此所表达的涵义如何协调?……

  多元的文化社会要求人们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之相适应,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文化承受能力、抗干扰力和鉴别力,需要全面把握人类文化。而我国目前社会成员的文化构成状况与此不相适应,社会成员容易出现盲从行为乃至各类的聚合行为,容易被人所利用,甘愿成为受害者。“法轮功”之所以在国内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,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李洪志巧妙地利用了社会成员的文化盲点;“法轮功”之所以在国外有市场,就在于一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。

  利用多元文化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各种目的,又有利可图,邪教产生的文化背景就在于此。

  2.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困境是邪教产生的潜在心理基础

  纵观中国历史,不难看出,当社会成员出现严重的生活困境的时候,邪教便会应运而生。生活困境是滋生不满情绪、产生寻求精神寄托的潜在心理基础。我国目前社会成员存在困境状态,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:第一,相当部分社会成员处于低收入层,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;第二,90年代的通货膨胀使部分社会成员生活水平下降;第三,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数增多;第四,社会保障机制滞后,社会成员处于高风险状态。邪教正是利用了部分社会成员的困境状态得以迅速蔓延。

  3.社会腐败现象严重是邪教产生与发展的催化剂

  80年代以后,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,在短短的时期内取得了瞩目的成绩。然而,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,社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,渗透到了各个领域,并有向集团化和高层次发展的趋势。

  腐败加剧了邪教的发展。如果说生活困境容易使社会成员产生不满情绪,而腐败则使社会成员寻求正当的途径满足其合理的要求受阻,社会成员的希望极易转变为失望,演变为绝望,进而寻找解脱之路。从全国各地邪教发展看,在邪教组织活动比较突出的地方,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,有关部门的一份通报中列举的1995年涉及农民负担的10余起恶性案件,均发生在邪教组织比较突出的省份。与此相应,邪教普遍将“教主”宣传成“完人”,“能与大家同甘共苦”。“法轮功”更是把李洪志标榜为真、善、忍的化身。三、治理邪教方略

  第一,突出主体文化,使社会成员有明确的价值判断。主体文化的突出可采取多种形式。一个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不等于没有主文化,没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,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不完全等同于经济价值观念。

  第二,强化社会保障体制,降低社会成员的生存风险。力求保障对象的全员化,保障措施实施的社会化,以及增强并完善实施过程的监督机制。

  第三,惩治腐败,强化干部的廉洁奉公精神,增强干部的社会责任感。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头人要有带头意识,要带领百姓走共同发展的道路。

  社会主体文化、社会的保障体制以及社会群体中的核心人物的奉公、献身精神和推动意识是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保证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出现了许多稳定发展的社区,这些社区的发展无不体现了这一理念,河南省漯河市的南街村“共产主义”小社区即为典型,而北京的留民营、江苏的华西村以及河南的刘庄 等社区都有其相似的特点。

  在多元文化中突出主体文化、强化社会保障体制、干部廉洁奉公这三项治理社会的措施,不仅是理论上的推导,也是实践的证明,并符合中国国情。治理邪教的关键就在于此。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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